“十四五”期间，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受到格外的重视，各级档案部门聚焦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建设、资源保护等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本研究通过专项网络调查与问卷调研，系统分析2025年度及“十四五”期间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成效及现实问题，并对“十五五”时期的相关工作思路与发展趋势提出展望。

  2025年，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治理体系持续健全完善，制度支撑与体制机制协同发力。法规政策保障不断强化，国家档案局印发《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和管理办法》；北京市档案局联合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印发《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管理办法（试行）》，构建起上下衔接、层级清晰的制度框架，为档案文献遗产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提供坚实保障。管理运行机制日益完善，广西、贵州等地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安徽通过地方立法构建四级名录申报机制，推动保护工作落地见效、走深走实。

  2025年，我国持续深耕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与完善、征集整理与保存等重点工作，不断丰富档案文献遗产资源总量、优化资源结构。在国际名录申报领域，我国成功推动3项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鱼鳞图册（1581—1934）》被提名申报2025—2026年度《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国家层面，国家档案局正式对外发布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新增收录52项珍贵档案文献，截至目前累计入选数量达250项，名录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基层层面，河南长垣等多地聚焦地方特色领域开展档案征集工作，重庆、湖北等地积极建立并持续充实英模档案、非遗档案、生态文明档案等专题数据库，有效填补特色资源空白，推动我们国家档案文献遗产资源体系不断健全。

  2025年，各省市综合档案馆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修复与利用并重原则，多措并举推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修复工作在规范化、数字化、协同化方面提质增效。一是注重全周期系统性保护，苏州市档案馆完成馆藏47个全宗档案现状调查，建立起覆盖档案保护全周期的质量与安全管控体系。二是坚持科学修复理念，厦门市海沧区档案馆遵循“最小干预”原则，精细化实施拓片档案修补、加固等工作。三是推动实体抢救与数字化保护并行发力，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重点对馆藏珍贵抗战文献实施数字化抢救，同步做好原件妥善保护。四是聚焦档案保护技术工作跨区域协同发展，主动打破地域壁垒，推动技术共享、经验互鉴，全国档案保护修复整体水平有所提升。

  各地档案部门持续深化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宣传，构建起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一是强化宣传工作全域统筹与跨区域联动，山东统筹省、市、县三级档案部门力量，在全网集中推介600余项精品宣传活动；华北五省区市档案馆携手联动，共同举办抗战档案史料展等。二是推动特色档案资源深度开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打造“民族瑰宝 千年记忆——刘三姐文化档案展”，通过300多份珍贵档案文献生动呈现民族文化传承脉络。三是持续完善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传播体系。陕西省档案馆线省区档案馆举办“黄河珍档”云端对话直播，线下广泛开展档案馆开放日、校园研学等活动，拉近档案工作与公众的距离。

  一是安全管理机制持续健全。北京、天津、广西等多地多家档案馆建立了包括日常巡查、定期排查、专项督查在内的安全检查制度。二是数字安全保障能力全方面提升。北京、甘肃、湖北等多地档案馆对已列入名录的珍贵档案文献进行高精度扫描与规范化数据采集；黑龙江省档案馆与广东省档案馆建立档案数字资源异地备份合作机制，实现馆藏档案数字资源基本异地备份。三是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河北、辽宁、云南、海口等多地档案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

  2025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际交流合作稳步推进，持续提升中国档案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一是联合申报名录实现重大突破。2025年我国与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二是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作用充分彰显。北京、福建、苏州、澳门等多地学术中心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各展所长、协同发力，搭建起多层次、专业化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三是双边多边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国家档案局主动作为，积极搭建国际合作桥梁，推动档案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与俄罗斯开展交流互访，扎实推进有关项目合作；与越南联合举办“档案文献中的越中友好合作”展。黑龙江、上海、广西等地档案部门发挥自身特色资源优势开展涉外交流合作。四是国际传播与国际展会参与成效突出，持续扩大中国档案文化影响力。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在实操落地、协同联动、保障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健全性与执行效能尚有提升空间。综合多方调研结果来看，被调研单位中超半数未参与过各级名录申报，近四成申报时未获指导或协作支持，近半数单位反映名录建设存在评选标准不明确、保护资金无保障、名录体系衔接不畅等问题，四成单位受困于申报流程复杂。同时，受专项经费严重不足这一核心瓶颈制约，仅少数单位完成档案文献遗产分级保护名录建库工作，其中，无档案文献遗产专项保护经费的单位占比32.14%，年均专项经费不足5万元的单位占比22.62%，经费短缺直接影响各项保护工作落地落实，进而造成名录体系衔接不顺畅、协同联动不足。此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缺失突出，64.29%的单位认为跨部门权责不清、有关部门缺乏常态化联动平台是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体问题，侨批档案因分散管理导致资源整合碎片化是典型例证。

  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征集与整合工作同样存在短板，集中表现为征集覆盖面有限、跨主体整合不足、资源结构失衡等，如图所示。在资源征集环节，专项征集工作的推进力度明显不足，仅41.67%的单位系统性开展包含社会征集、定向征集在内的档案文献遗产专项征集工作，29.76%的单位仅零散接收社会捐赠，还有28.57%的单位从未开展过专项征集工作，这种非系统性的征集模式使得大量散存于民间、承载地方民俗及特色产业等重要信息的档案资源难以被有效归集。同时，针对电子档案、口述史料等新型载体档案征集标准尚不明确，导致馆藏此类资源数量较少。在资源整合层面，各类档案资源缺乏统一共享平台，即便已建成的专题数据库，也仅有少数向公众开放，多数数据一直处在“沉睡”状态。此外，价值评估与分类管理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多数单位未建立完善的馆藏档案文献遗产价值评估机制，导致大量馆藏资源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无法被精准识别。另外，资源结构存在明显偏向性，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红色档案、重大工程建设档案等占比较高，近代工业遗产、乡村民俗等领域档案文献体现较少，档案文献遗产的多样性未能充分展现。

  对照档案事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总体要求，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修复能力建设仍存在系统性、结构性短板。一是专业化保护体系建设滞后，当前档案保护修复重点聚焦于纸质档案载体，针对简牍、石刻、声像等别的类型档案的专项修复技术整体匮乏，仅8.33%的受访单位实现全类型档案载体专项修复技术全覆盖，全类型档案资源系统性保护格局尚未全面形成。二是预防性保护理念落实不到位，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建设不均衡。部分单位“重抢救、轻预防”的工作理念尚未根本扭转，恒温恒湿调控等预防性保护工作仍未全方面推进，反映档案安全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存在盲区。三是现代化支撑能力不够，数智化转型进程缓慢。仅15.48%的受访单位配齐档案保护修复专用设施设备，超四成单位存在设备配置缺口；而在数智化修复技术应用层面，行业内普遍面临专业设备与技术人才短缺、技术应用成本过高、无成熟应用标准和规范、数智化修复与传统修复技术融合难等困境。四是核心保障要素支撑不足，事业发展根基亟待夯实。专项经费保障不足、专业人才队伍短缺仍是制约工作推进的核心痛点，技术迭代滞后、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集中凸显。

  从事业发展全局来看，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利用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集中表现为开发维度单一、协同机制薄弱、国际传播缺位等。一是开发利用形式偏传统，数字化呈现转型滞后。举办线下展览、出版编研成果等传统形式仍是档案工作宣传展示的主要方式，数字化、可视化技术应用不足，部分单位甚至未开展任何宣传展示活动。二是跨领域协同开发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效能偏低。调研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仅32.14%的受访单位与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等文化机构建立稳定合作伙伴关系，34.52%的受访单位为偶尔合作状态，另有33.33%的受访单位未与相关文化机构建立任何协同开发关系。常态化、制度化合作机制的缺乏，使得档案行业难以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制约了档案文献遗产开发利用的深度与广度。

  国际交流合作参与主体分布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参与度较高，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参与度极低；参与主体大多分布在在省级、市级档案馆，基层档案馆几乎未去参加了。此外，国际合作面临多重突出障碍，其中缺乏便捷高效的国际对接渠道是制约合作推进的重要的因素，同时技术水平差距、语言文化壁垒等也明显影响了国际合作的有序开展。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多领域专业型复合人才，但目前数智技术应用、价值评估与编研、新型载体保护、国际交流与项目申报等领域均存在人才缺口，兼具档案保护与研究能力的“双料”复合型人才尤为稀缺。地方档案馆人才短缺问题更为突出，东北地区多家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满文、蒙文等多语种，复合型编研人才极为稀缺，档案整理与研究面临诸多阻碍。此外，“十四五”期间专业培训频次严重不足，调研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近1/3的单位未开展任何相关专业培训，难以满足人才能力提升需求。

  “十五五”期间，需强化战略支撑，构建全面的法规制度保障体系，破解“十四五”实践中暴露的制度衔接不畅、规范不统一等问题。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为根本遵循，以相关管理办法为抓手，推动国家层面出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专项法规，衔接文物、文旅领域有关政策，形成跨领域协同治理格局。借鉴部分省市的实践经验，指导各省市结合地域特色完善地方配套政策，构建国家统筹、地方适配的层级化法规政策体系，并建立政策执行的监督评估机制，破解政策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同时，统一价值评估、保护修复、数字化加工等标准，细化评定规范，健全各级名录衔接及全流程专项管理办法，推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从申报到管护的全流程制度化、规范化。

  档案文献遗产资源体系建设要围绕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全域整合的目标，结合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文化基因解码的要求，打造适配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全域资源体系。在资源征集上，既要对民间散存的传统载体档案文献遗产开展抢救性征集，也要补齐新型载体档案文献遗产的征集短板，重点征集能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特色遗产，实现资源数量与质量双提升。在资源管理上，建立融入文化基因价值的多元评估体系，精细化馆藏资源分类，加快建设综合档案馆分级保护名录，实现与其他各级名录的有效衔接。同时，打破机构、区域间的资源壁垒，搭建全国共享平台，对现有馆藏档案文献遗产开展保护修复提质并融入活化设计，推动资源体系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度融合。

  立足数智化转型核心要求，档案部门需以数智技术创新为抓手，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数字智能保护修复体系。一是聚焦数智研发技术与场景落地，依托数字化采集、图像修复算法实现破损档案精准修复，积极探索数智技术应用新场景。二是筑牢数智化安全防线，安徽省蚌埠市档案馆通过部署智能系统实现全方位实时监测，为档案安全保存提供智能化支撑。三是强化数智技术资金保障与人才培育，破解区域发展不均、人才短缺等瓶颈，为数字智能驱动的档案保护修复体系建设筑牢坚实支撑。

  档案部门需统筹数字赋能、跨域协作与国际传播，构建多元融合的开发利用体系。一是以数字技术重构利用场景，北京市石景山区档案馆开放VR虚拟展厅，实现红色档案文化沉浸式传播。二是以制度建设强化协同联动，建立档案部门与政企、文博、高校及各政务部门的常态化、制度化合作机制。三是主动对接国际档案发展格局，构建机制完善、内容创新、路径多元的国际传播体系，同时推动国内代表性档案资源的国际化，提升中华档案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与传播力。

  要进一步推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际合作向广度延伸、向深度拓展。在世界记忆项目申报方面，应重点探索跨国联合提名形式，重点支持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跨国遗产联合申报。在国际传播方式创新方面，应借用数智媒体拓宽宣传推广渠道，推动国际交流由“单一沟通”向“多元对话”转变。此外，还要着力破解人才短缺与语言壁垒难题，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人才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与高水平发展的核心支撑。一是完善在职培训体系，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二是开展专项培训，针对数智技术应用人才短缺、特色语种人才稀缺等问题，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三是建立可操作、可持续的跨区域人才帮扶机制，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才双向流动，组织中西部地区档案工作人员赴东部发达地区开展学习研修。四是加强行业宣传与社会普及，借助国际档案日宣传等契机，展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档案杂志社